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有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于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圣，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顧炎武是我國十七世紀的一位杰出的愛國活動家和具有進步思想的啟蒙學者，博學強記，耿介絕俗，以著作《日知錄》馳名于世。

　　抗清失敗后，顧炎武奔走南北，眼界大開，對人生的認識也更加殷實、深刻了。針對當時知識分子崇尚“游談無根”的理學情況，《與友人書》以“為學”為話題，發抒了獨具個性的治學觀。

　　文章的結構呈放射狀。作者從為學者與自我、現實的學友、書本（實際上仍是人——古代作者或書中古人）、歷史的“學友”（文中提到了孔子，實際上是指對提升學者的學養有幫助的一切古人）的關系切入，精到地闡述了這四組關系中的心靈互動的重要性。他要求為學者做到博學審問（廣泛涉獵，詳細考究）、稽（與別人心靈契合）、求其是非之所在（實際上指學會辨析，學會批判），使別人的東西化為自己的東西，從而拓展自己的知識疆域。作者強調為學不是始于學習，終于學習，而應該聯系實際，學有所用，即“有濟于天下”。為學應該貫穿人生的始終，不進則退。這是為學者必須謹記的一條法則，圣人也不例外。

　　文中提倡的是一種注重“廣博、淵深、實用”三位一體的治學觀，辨證而深刻，實在而靈活。這不僅對當時的學人具有警策的作用，對現代的人們如何打造書香人生，創建學習型社會，也是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