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

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

鯨鯢未翦滅，豺狼屢翻履。

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遭逢二明主，前后兩遷逐。

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

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

遙欣克復美，光武安可同。

天子巡劍閣，儲皇守扶風。

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雄。

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

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宮。

回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

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

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

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

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

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

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

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陳述被放的遭遇，抒發救國的忠憤。李白討逆愛國，無辜被刑，實為冤屈。只因時機乖違，怨誰難辨。此詩開頭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黃口小雀易為羅者所得、白龍化魚偶為漁者所刺的典故為喻，說明自身被禍當歸咎自身，這里以一“愚”字自責不明智、不識時務。其實當時永王東巡至李白獲釋這一過程事態之翻覆，非人所能預料。但他對安史作亂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鯨鯢”“豺狼”呼之，譴責其多行不義，一“屢”字謂其作惡多端。正是因為安史之亂，使他又在肅宋朝坐累遠流，“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二句，可見其遭逐倉皇之狀。但李白雖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個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懷非常廣闊。他痛哭的是，身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為救楚國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國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從“半道雪屯蒙”到“劍璽傳無窮”）敘述光復兩京的經過，抒發詩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寫他在艱難的流放途中欣聞收復兩京。他舉出漢代的光武中興，意謂光武尚須東遷，如今李唐王朝大勢頗好，不須遷都，理當光復長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間已含喜悅之感，一“欣”字為此段的基調。這二十句一氣貫下，歷數光復長安的事跡，先言明皇幸蜀之時，有太子（儲皇）駐兵扶風，支撐局面，繼承帝位，延攬群雄。郭子儀率官軍與回紇軍共討叛賊，前后夾攻，幾經鏖戰，平息國難，收洛陽，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謂“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雄”，“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是對肅宗的溢美之辭。后言肅宗迎明皇還長安，明皇親授傳國璽與肅宗，以“兩日忽再中”盛稱與皇兒于亂后團聚之喜慶。“大駕”四句皆祝愿之辭。這一段，李白當時據傳聞寫成，考之《舊唐書》中《郭子儀傳》與《肅宗紀》，事與史正相吻合。詩中不僅切實地反映了這段歷史，而于對平息安史之亂的贊頌與對唐王朝復興的祝愿之中，又表現出李白關心國事的熱情。這里，李白并未為區區一己得救而自喜，卻為社稷“中興”而歡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嘆為時所棄，并以歸隱的幻想表示對現實的不滿。這一段扣住詩題的第三層意思：“書懷示息秀才”。李白肯與息秀才言承恩放還的身世和光復兩京之大事，剖心相告，無疑其人亦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跡是極為復雜的。前二句“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顯然由前段對社稷“中興”的熱烈贊美陡然跌落為自傷身世的浩嘆。李白已年近六旬，當此國家復興之際，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積極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鑠翁自比。《后漢書》載：“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卷五四《馬援傳》）李白欲效馬援，頗懷老驥伏櫪之志，是何等勇氣。一年之后，李白有作《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亦見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誰念”二字，意謂不為時所重，無由鼓力，是怨憤之言。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濟世的熱望，又有失意的苦悶。“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贈別從甥高五》）亦同此意。欲進不能，無可奈何，由對執政者的失望與不滿，進而產生棄劍學道、避禍遠游的幻想，言如鴻高飛冥冥薄天，令弋者無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二句，照應篇首“以愚陷網目”之意，記取隱身網羅之教訓，遁跡方篷，高飛遠禍。這里不是表示退隱的決心，而是以退隱的嗚咽寫其慷慨進取之志，力透紙背，感人至深。關于李白的隱退，歷來被人誤解，《舊唐書》說他“飄然有超世之心”，這種超世說一直成為論者的話題，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為人所重視，他的仙風道骨向為人所贊賞。但這位“詩仙”的畢生經歷與全部作品卻表明他積極面世的人生態度，始終一貫。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這兩句詩正可以作為“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二句的注腳。

　　這是一首以史筆寫成的政治抒情詩。詩的主旨在于表明詩人懷有堅貞的報國之志，年雖老而志未衰，并為大志未酬深感不滿。他能夠做到：剛遇赦得釋，便議論國家政治，可見李白面向社會現實的人生態度是十分積極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亂把他推入現實矛盾的旋渦，他投筆從戎，對平息邊將的叛亂，恢復社會的安定、消除蒼生的災難，寄予極大的關注，使他的詩歌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時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亂前那些從個人出發的抒懷之作，而更多是從社會出發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豐富的社會內容。而藝術風格也不似青壯年時期詩歌那樣“壯浪縱恣”（元稹語），而表現為沉著頓宕。這首詠懷之作，恰好體現了其后期詩歌的特點與風格，無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這類詩歌可以與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長期以來論者與史家未予應有的重視，人們主觀地以為：杜甫的主要活動時期為安史之亂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動時期為安史之亂前。因而李白與杜甫雖同經歷過安史之亂，于杜甫為其中年，故以為重要：于李白為其晚年，則不予重視。這種重中年輕晚年的意識，掩沒了李白晚年不朽詩篇的光輝。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與光輝詩篇當與杜甫等同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