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歸于墨；不入于老，則歸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后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為之衣，饑然后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 ，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后，為之樂以宣其湮郁，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圣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 則盡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在《原道》中，韓愈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對儒道的理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為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此為據，他批評了道家舍仁義而空談道德的“道德”觀。他回顧了先秦以來楊墨、佛老等異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義道德之說趨于混亂的歷史，對儒道衰壞、佛老橫行的現實深表憂慮。文章以上古以來社會歷史的發展為證，表彰了圣人及其開創的儒道在歷史發展中的巨大功績，論證了儒家社會倫理學說的歷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為對比，批評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國家于不顧的心性修養論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們對社會生產生活和綱常倫理的破壞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的具體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提出了一個“道統”的授受體系。韓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會倫理學說后，總結說:“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不得其傳焉。”宋儒所樂道的“道統”的形態即由此而來。關于韓愈的“道統”說，《原道》最直接的打擊對象是佛老,韓愈所要誅的“民”，也是士農工賈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原道》的指責顯然是不合適的。韓愈從國計民生的角度指責佛老破壞了社會的生產和生活，這種基于現實功利的批判無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觀，“至武宗會昌滅佛時，官度僧尼已達二十六萬多人”。

　　《原道》強調“君君臣臣”的等級秩序，還隱隱地將矛頭指向了另一個強大的對手，藩鎮。對于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經揭示。他認為，韓愈在文章中屢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實包含著對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局面的深憂，因為安史是“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漢人”。此說雖有理，似略顯迂。相比之下，倒是蔣凡先生之說更為顯明。《原道》中說:“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誅。”藩鎮割據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賦不入，這樣的亂臣賊子，正在可誅之列。只是由于當時藩鎮勢力正熾，才不得已以曲筆加以誅伐《原道》之作，實有著強烈的干預現實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