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而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于溪側，以其難徒，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

　　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為《荇溪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溪者。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

　　溪旁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于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葭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后散為編民，尚有居溪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棄沒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文章首先開篇點題，交代菱溪石的處所、環境，以“溪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來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處所原為五代時權貴劉金的園囿。劉金為吳國楊行密的部將，以驍勇知名。其視菱溪石為奇物，據為已有。歲久廢圮，石亦湮沒。作者“惜其可愛而棄”，遂輦致于豐樂亭兩側，供滁州百姓觀賞。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其筆觸并不停留在對菱溪石客觀的、表象的記敘上，而是以“人物之廢興”為契機，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義的內涵。昔日劉宅“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而今時過境遷，“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孫泯滅而無聞”。作者于今與昔的鮮明對比中，發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誡：“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為富貴者之戒。”最后一段議論卒章顯志，表明了寫記的目的，是希望“富貴者”不要因好奇而將石據為已有，其用意是頗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貴者”驕奢淫佚，橫征暴斂，致民窮財盡，國勢日衰。作者憂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慶歷新政的失敗，使作者的抱負無以實現，雖貶官滁州，但并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是提出為政“寬筒”的主張。強調民生之安定，“節用以愛農”，以此緩和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發的議論，正是作者這一政治主張的具體體現。

　　作者以石為題，通過由此及彼的聯想、對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國為政以民為本的深刻道理，可謂于微見著，平中見奇。作者這一深刻主旨的表達，不以深隱為奇，而是寫得淺顯平易，“文不雕飾，而辭切意明”。充分體現了歐文既明白曉暢，又精煉含蓄、耐人尋味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