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洛陽城東的小路上，桃李盛開在兩邊的路旁。

桃花李花相對而開，稠密的葉子交相掩映。

春風自東北方向而來，花葉也隨風飄揚。

不知誰家的女子來了，提著竹籠在采桑。

她用纖纖的手攀折桃李，弄得枝殘葉敗，花落繽紛。

請允許我問那位女子，為什么要損傷這些花呢？

她回答：“等到八九月的深秋季節，下霜了，花兒終會凋謝。”

這些可憐的花葉，整年有風刀霜劍相逼，怎能永遠芳香？

它們秋時零落，來年春日再吐芬芳，始終不渝地遵循大自然的規律。

而美麗的女子還不如這花葉，盛年過去則色衰，被無情的男子相忘。

我想把這支曲子唱完，可這支曲子，實在讓人心里難過。

干脆歸來飲酌美酒，攜帶琴瑟登堂以解憂愁吧。

注釋

嬌饒：女子名，泛指美人。

洛陽：東漢京城。

路傍：即路旁。

“葉葉”句：指葉葉相交通，葉子稠密連到了一起。相當，與“相對”同義，是“對稱”的意思。

低昂：起伏，時高時低。

子：《正字通》云：“女子亦稱子。”

飄飏（yáng）：指落花繽紛之貌。

請謝：請問。彼姝（shū）子：那美麗的女子。

“何為”句：為何受到你的攀折？見，被。

高秋：天高氣爽的秋天。

飄墮：飄落。

安得：怎能。馨（xīn）香：芳香。

零落：凋謝，脫落。

盛年：少壯之年。

竟：盡，終。

高堂：高大的廳堂，寬敞的房屋。

　　《董嬌饒》是東漢文人宋子侯代女子立言之作，以表達對封建社會女子悲慘命運的同情。此詩最早見于南朝梁時徐陵編的《玉臺新詠》。

　　此詩以桃李比方女子紅顏，說花雖然零落，尚有重開的時候，而一旦紅顏老去，便會歡愛永絕。

　　本來，花落花開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則，正如四時的周而復始，前后相續。通常人們總是習慣于將花開花落比女子年華的盛衰有時，卻很少從兩種自然現象的差異之處著眼作比。詩人從這一角度處理題材，自然出人意表。詩人的這一思想從屬于他對整個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顏難駐，于是借采桑女子而發。這類人生短促的感嘆，是一種時代思潮，在當時的詩文中時有抒發。因此，采桑女的憂傷也就是詩人自己的“愁腸”，采桑女的感嘆與詩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嬌饒》在漢詩中別具一格，和漢樂府民歌有所不同，這從開頭的六句即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漢樂府民歌的敘事篇章多數是一開始便直詠其事，也有少數篇章用大段鋪敘介紹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嬌饒》的開頭則是描寫景物，作為人物活動的環境。這樣，既做到了人物和環境的統一，又使開篇和全詩緊密關聯。《董嬌饒》的開頭一段與全詩的關系極大，詩意即此生發，層層展開：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詰責，繼寫采桑女的回答，再寫“花”的反復辯駁。開頭這一段景物描寫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寫出了某種意境，頗合于聞一多在論述漢末詩歌的發展時說的“事化為境”的意思。如《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寫詩人的悲愁，從描繪秋夜的景色入手，寫皎皎明月、歷歷寒星、促織的悲吟、寒蟬的凄切，這秋夜的景色即是詩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則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嬌饒》的全詩看，雖說并不以抒情為主，但其情感的抒發和景物的描繪也還是一致的。

　　在寫作藝術上，此詩風格獨具，意境幽深。其最為突出的一點，是成功地運用了心理映襯的手法。

　　表現人物心理這一部分（從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構成全詩的主要內容。其中“纖手折其枝”一句作為全篇關節。對采桑女為什么要拗折路邊的花枝的問題，詩人沒有作交待。接下去從對立的一方“花”寫起，借“花”的詰責引出矛盾：“何為見損傷？”“花”的責問有理：我開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為什么要來損害我？采桑女卻是答非所問：“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請不要顧惜現在這一點小小的損傷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殞落的。這個回答并未說出折花的心理動機。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無非是不愿剖白內心某種隱秘的東西，這種隱秘的東西或許她自己也說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動被人窺測到。正由于她無意中表露自己對盛衰的看法，招來了“花”的駁難。“花”的盛衰觀和采桑女有著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諦告訴它：“秋時自零落，春日復芬芳。”如果說采桑女回答“花”的詰責時尚能平靜處之，那么，當她聽到“何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的譏嘲，便難以自持了。這話正觸到她的隱憂，令她聞之心驚：花雖然凋落，可還有再榮之期；作為一個女人，青春卻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著她的未來究竟怎樣，她將碰到一個什么樣的命運。不敢想，卻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話，說的是“花”的榮枯，實則成了自傷。這隱在的自傷的情懷造成她折花的復雜、微妙的心理。在萬物得其時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籠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時地拂過她的頭頂，她不能沒有感觸。大約她看到那炫耀似的開著的爛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頭的煩惱，并帶一點本能的忌意，心里想這些花雖沒，但到了露結為霜的季節，還不是照樣枯萎、凋謝。這樣想著的時候，纖手不知不覺地已經攀住了花枝。

　　這一段文字可以說是一波三折，層見迭出。又由于詩人運用了以花寫人、借物傳神的筆法，全詩顯得含蓄蘊藉，宛轉動人，而有別于樂府民歌的質直和單純。

　　《董嬌饒》一詩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應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藝術表現上的創新是基于對樂府民歌的借鑒。比如詩中設為問答的形式就是直接來自樂府民歌。在敘事中穿插對話，是樂府民歌經常采用的形式，《東門行》、《艷歌何嘗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采用這種寫法可以增強作品的真實感，避免敘事的單調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劃。《董嬌饒》中的對話在表現心理方面有著特殊的意義。同時，由于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詩意的層層遞進，因而在組織篇章結構上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此外，以花擬人的寫法也是受了漢樂府民歌中寓言詩的影響。漢樂府民歌中有為數不少的寓言詩，如《烏生八九子》、《艷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魚過河泣》等。寓言詩的基本特點是取義雙關，意在言外。《董嬌饒》不同，它的主題是通過正面形象的描繪直接表現的。雖亦擬物為人，但那是為了表現人，表現人與“花”的某種特定關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這里的花并沒有獨立的意義。

　　此詩在語言的運用上則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樸素、自然的本色。比如開頭的兩句“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脫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詩同建安詩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較，二者之間的差異立即就可以看出來。曹植的《美女篇》給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詞采的華麗和對偶的講究。《董嬌饒》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飾和鍛煉，其中也有一組對偶句，即“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這雖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晉詩人用起來那樣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