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他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 的眼光，因此他的這類詩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陶詩一大特點，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說，基本上是直陳其事的“賦”筆，運用比興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語雖淺而涵義實深，雖出之平淡而實有至理，看似不講求寫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這就是蘇軾所說的“似枯而實腴”。魏晉人侈尚清談，多言生 。但賢如王羲之，尚不免有“ 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之嘆；而真正能勘破生 關者，在當時恐怕只有陶淵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釋》詩的結尾處說：“縱浪大化中，不憂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意思說人生居天地之間如縱身大浪，沉浮無主，而自己卻應以“不憂亦不懼”處之。這已是非常難得了。而對于生與 ，他竟持一種極坦率的態度，認為“到了該 的時候就任其 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顧慮！”這同陶在早些時候所寫的《歸去來辭》結尾處所說的“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實際是一個意思。

　　這種勘破生 關的達觀思想，雖說難得，但在一個人身體健康、并能用理智來思辨問題時這樣說，還是比較容易的。等到大病臨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如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寫成自挽詩，這就遠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淵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幾歲（梁啟超、古直兩家之說）還是活到六十三歲（《宋書·本傳》及顏延之《陶徵士誄》），至今尚有爭議；因之這一組自挽詩是否臨終前絕筆也就有了分歧意見。近人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中就持非臨終絕筆說，認為陶活了六十三歲，而在五十一歲時大病幾乎 去，《擬挽歌辭》就是這時寫的。對于這三首自挽詩，吳小如先生斷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認為自己即將 去時寫的。而詩中所體現的面對生 關頭的達觀思想與鎮靜態度，畢竟是太難得了。至于寫作時間，由于《自祭文》明言“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詩的第三首開頭四句說：“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竟與《自祭文》時令全同，倘自挽詩寫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這三首詩隸屬于作者臨終前絕筆更為適宜。

　　第一首開宗明義，說明人有生必有 ，即使 得早也不算短命。這是貫穿此三詩的主旨，也是作者對生 觀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體寫從生到 ，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錄。從詩的具體描寫看，作者是懂得人 氣絕就再無知覺的道理的，是知道沒有什么所謂靈魂之類的，所以他說：“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 納入空棺而已。以下“嬌兒”、“良友”二句，乃是根據生前的生活經驗，設想自己 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斷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徹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斷氣，一切了無所知，身后榮辱，當然也大可不必計較了。最后二句雖近詼諧，卻見出淵明本性。他平生俯仰無愧怍，畢生遺憾只在于家里太窮，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紀實，未必用典。不過陶既以酒與身后得失榮辱相提并論，似仍有所本。蓋西晉時張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見《晉書·文苑》本傳）與此詩命意正復相近似。

　　此三詩前后銜接，用的是不明顯的頂針續麻手法。第一首以“飲酒不得足”為結語，第二首即從“在昔無酒飲”寫起。而詩意卻由入殮寫到受奠，過渡得極自然，毫無針線痕跡。“湛”訓沒，訓深，訓厚，訓多（有的注本訓澄，訓清，似未確），這里的“湛空觴”指觴中盛滿了酒。“今但湛空觴”者，意思說生前酒觴常空，現在靈前雖然觴中盛滿了酒，卻只能任其擺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釀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開始醞釀，第二年春天便可飲用。“浮蟻”，酒的表面泛起一層泡沫，如蟻浮于上，語出張衡《南都賦》。這里說春酒雖好，已是來年的事，自己再也嘗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寫 者受奠。“昔在”四句，預言葬后情狀，但這時還未到殯葬之期。因“一朝出門去”是指不久的將來，言一旦棺柩出門就再也回不來了，可見這第二首還沒有寫到出殯送葬。末句是說這次出門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無窮無盡之日了。一本作“歸來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長夜無窮，永無見天日的機會了。亦通。

　　從三詩的藝術成就看，第三首寫得最好，故蕭統《文選》只選了這一首。此首通篇寫送殯下葬過程，而突出寫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寫出基地背景，為下文烘托出凄慘氣氛。“嚴霜”句點明季節，“送我”句直寫送葬情狀。“四面”二句寫墓地實況，說明自己也只能與鬼為鄰了。然后一句寫“馬”，一句寫“風”，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繪出來，雖僅點到而止，卻歷歷如畫。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結，說明壙坑一閉，人鬼殊途，正與第二首末句相呼應。但以上只是寫殯葬時種種現象，作者還沒有把真正的生 觀表現得透徹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復了一次，接著正面點出“賢達無奈何”這一層意思。蓋不論賢士達人，對有生必有 的自然規律總是無能為力的。這并非消極，而實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總結出來的。而一篇最精彩處，全在最后六句。“向來”猶言“剛才”。剛才來送殯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閉，便自然而然地紛紛散去，各自回家。這與上文寫 者從此永不能回家又遙相對照。“親戚”二句，是識透人生真諦之后提煉出來的話。家人親眷，因為跟自己有血緣關系，可能想到 者還有點兒難過；而那些同自己關系不深的人則早已把 者忘掉，該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論語·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則不歌。”這是說孔子如果某一天參加了別人的喪禮，為悼念 者而哭泣過，那么他在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時轉不過來，而且剛哭完 者便又高興地唱起歌來，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實孔子這樣做，還是一個有教養的人訴諸理性的表現；如果是一般人，為人送葬不過是禮節性的周旋應酬，從感情上說，他本沒有什么悲傷，只要葬禮一畢，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淵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論語》之意，爽性直截了當地把一般人的表現從思想到行動都如實地寫了出來，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達觀而毫無矯飾的地方。陶之可貴處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觀中還是有著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詩的最后兩句寫道：“ 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大意是，人 之后還有什么可說的呢，他把 托付給大自然，使它即將化為塵埃，同山腳下的泥土一樣。這在佛教輪回觀念大為流行的晉宋之交，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唯物觀點呢。

　　至于前面說的此三首陶詩極有新意，是指其藝術構思而言的。在陶淵明之前，賢如孔孟，達如老莊，還沒有一個人從 者本身的角度來設想離開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觀方面的情狀發生；而陶淵明不但這樣設想了，并且把它們一一用形象化的語言寫成了詩，其創新的程度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當然，藝術上的創新還要以思想上的明徹達觀為基礎。沒有陶淵明這樣高水平修養的人，是無法構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實、既是現實主義的、又是浪漫主義的作品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