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構思布局上也是較為特別的，全篇以一“奇”字貫之；首段以杜牧為李賀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以杜牧言李賀“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賀之“奇”。隨后又提到李賀姊“語長吉之事尤備”，以杜牧序和李賀姊之言點出文中李賀事的由來。

　　第2段是全文的關鍵部分，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對李賀外在風貌的描寫：“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作者抓住李賀外貌中最典型的幾點特征，只用了區區十余字，李賀的清奇之氣就躍然紙上了。爾后寫李賀的交游情況，“最為昌黎韓愈所知”，與他密切往來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詩是最為常見的事情，但李賀每與諸人出游，“未嘗得題然后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自然引出下文對李賀詩歌創作過程和特點的敘述。在李商隱筆下，李賀的詩歌創作大致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為情造文”，不以程限為意，而那種“得題然后為詩”的情況顯然是“為文造情”，這是李賀不贊成的；二是及時捕捉靈感，李賀詩歌的創作方式和過程無疑是特別的，“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見所感，既是“為情造文”的表現，“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也是其及時捕捉靈感的方法；三是堅持及時修改整理，“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四是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李賀都是嘔心瀝血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說：“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始已爾”。這些都為了說明李賀詩歌創作之“奇”，事實上詩風及其創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響和決定的，李賀性情之奇不僅在其詩歌創作之奇中有所體現，以下幾句更是直接寫出了李賀性格中與眾不同之處。他的詩歌都是嘔心瀝血之作，但卻“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創作時一絲不茍，處置作品卻極為隨意，這是李賀性情之奇的一個方面。

　　在寫了李賀的詩歌創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3段又著力描繪李賀臨終之奇。李賀臨終之時有天帝召升，這種撲朔迷離、荒誕虛妄的描寫占據了本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僅對此濃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聲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也許李賀臨終確實曾出現幻覺，而李商隱把這種幻覺放到傳記中加以描繪，其實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現實和幻覺的鮮明對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連串質問。

　　末段是李商隱對李賀的議論和觀感，并借題發揮，抒發了對李賀的惋惜和同情，從中也可窺出李商隱寫作這篇小傳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個問題，雖然問而不答，但答案自在問中，能探得一二。前三問是問天，后三問則專問李賀的遭遇，層層遞進，反復呼號。像李賀這樣“才而奇者”世所罕見，卻遭到世人的排斥，無人重視，而為天帝所重，與篇首的“奇”遙相呼應，更突出了作者對李賀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憤。在這種同情和悲憤中，作者有意無意地把自我也擺了進去，因此無論是在對李賀之奇的敘述中，還是在末尾的一連串質問中，作者自己的身影總是若隱若現、似有若無，作者對自己命運和遭遇的感憤、慨嘆也能隱約曲折地表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