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訪英（實為訪美），受到熱情款待，李用手抓雞，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學樣。從此，英國人吃雞不必拘泥于刀叉。同時，天天西餐使李無胃口。于是他讓廚師將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燒成了一鍋大雜燴。撲鼻香味使英國官員們饞涎欲滴，忙打聽是什么菜？答曰雜碎。李示意他們盡情享用，結果一個個贊不絕口。據說后來飯店的菜單上就有了“李鴻章雜碎”。

　　這說明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禮儀，無高下之分。李鴻章作為一個中國使臣，在桀驁不馴的日不落帝國人面前，沒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地宣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飲食文化。而影響至今，不得不說他有著強烈的民族觀念。

書法造詣

　　人們在評述李鴻章功過是非的同時，逐步注意到了他的書法藝術，通過其存世的大量墨跡，我們看到了他書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養頗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詣甚深的晚清書法家。

　　李鴻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諧于一體，美若一粒粒生動活潑的珍珠在跳躍，行行有度，疏而不亂。覽之讓人心曠神怡，賞心悅目，不失為一篇書法高品佳作，顯示出李鴻章的書法造詣之深。

藏書成就

　　李鴻章從政之余，喜歡收藏圖書。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園，有“望云草堂”藏書處。咸豐十年（1860）在上海鎮壓小刀會起義時，經常光顧著名藏書家郁松年的藏書樓“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給他。去世后，其藏書歸于李經邁繼承，其珍貴版本于抗日戰爭中經“漢文淵”書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書在1940年由其孫李國超捐獻給震旦大學圖書館，計18000冊。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冊，內分奏稿、朋僚函稿、譯著函稿、教堂函稿、海軍函稿及電稿等。其余為政書、兵書、方志、科技圖書及歷代名人年譜等，抄本有《柔遠全書》，藏書交至震旦大學后，校方為之設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書”專室，又稱“李氏文庫”，以特制雕鏤精美的西式書柜貯藏。該館在《震旦雜志》撰文介紹藏書捐贈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學圖書館藏書隨院系調整歸入復旦大學圖書館及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其中李氏藏書歸入復旦大學圖書館收藏。

早年經歷

　　1823年（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縣東鄉磨店鄉。父親李文安，母親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鴻章排行老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譜名章銅。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扎實的學問功底。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秀才。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詩10首，以抒發胸懷，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于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游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后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系。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應順天府鄉試，考中84名舉人，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同年與周氏完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入京會試，以年家子身份受業曾國藩門下。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后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于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后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面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進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1850年（道光三十年）翰林院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編修。

湘軍幕僚

　　1853年（咸豐三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占領安慶， 巡撫蔣文慶。李鴻章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并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咸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團練大臣，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對李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于是，他隨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5月首次與太平軍交戰于和州裕溪口。次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后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

　　1855年（咸豐五年）十月，因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1856年（咸豐六年）九月，隨同福濟等先后攻克巢縣、和州等地，后敘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于鄉里。1857年（咸豐七年），安徽巡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

　　次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1859年（咸豐九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起草文書。此時，正當湘軍三河之戰剛剛敗，需人孔急。因此，曾國藩對于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主動。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氣盛，鋒芒畢露，真要獨當一面，還需再經一番磨礪。于是，他平時盡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胡林翼、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如李愛睡懶覺，曾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講虛夸大言以嘩眾取寵，曾多次正言相誡：待人惟一個“誠”字。每當遇到困難河挫折，曾則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李鴻章自稱：“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又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曾國藩生性“懦緩”，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

　　其后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采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并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一敗涂地。

　　1860年（咸豐十年）秋，曾、李師生之間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將才，曾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愿擬稿并“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這表明，李此時的戰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后，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在太平軍猛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形同孤島的上海。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雇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錢鼎銘先動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紳盼曾國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繼而曉之以利，說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這對時感缺餉的湘軍，不啻是一大誘惑；同時，錢鼎銘還利用其父親錢寶琛是曾國藩和李文安同年的關系，走李鴻章的門路要說動曾國藩。曾國藩最初屬意派曾國荃領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隨后，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杰出山，但陳亦以“母老”力辭，曾國藩最后轉商于李鴻章，李欣然應命，于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組建淮軍

　　咸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安徽人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向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陳安徽形勢，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決心。曾閱后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和李鴻章在當地的各種關系，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著，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扎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系。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過后，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即陸續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后，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并親為訂立營制營規。曾國藩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兵借將，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1、屬于湘軍系統的“春”字營（張遇春）和“濟”字營（李濟元）；2、太平軍降將程學啟“開”字兩營；3、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4、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啟部“開”字兩營作戰最為兇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當時即在該部）。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制（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

　　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閱已到達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隨后，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雇英國商船7艘，將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于“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共計13營約9000人。李鴻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3月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12月改為實授。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后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雇傭軍抵御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于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讓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并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斗力；同時，李鴻章還采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擴充實力在掌握地方實權后，他在江蘇大力擴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斗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李鴻章到上海后，同外國雇傭軍（后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

鞏固地位

　　在上海初步站穩腳跟后，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干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于湘軍幕府，以務實干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

　　在軍制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產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并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斗力；同時，李鴻章還采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后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余人。

　　在軍費上，李鴻章采用“關厘分途，以厘濟餉”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厘金協濟淮軍，隨著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厘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確保了餉源。

　　在對外關系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 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并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鎮壓天國

　　1862年（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復蘇、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復激戰，淮軍最終攻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后，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啟統率，由昆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

　　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設外國語言文學學館于上海，是其創辦洋務之始。七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于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這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 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淮軍入城后，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發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制。為此，李鴻章采納程學啟的建議，誘 了八降將，并遣散余眾。蘇州 降，盡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后，贊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此后，淮軍節節勝利。1864年（同治三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被捕 。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清廷賞騎都尉世職。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系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咨札，激示眾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愿盡 力！”，第二天，湘軍終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國藩曾執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失敗后，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當時，北方的捻軍起義正如火如荼，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而毅然裁軍，固然是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 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征他處”，他并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內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張保留湘淮軍的用意，不止于“靖內寇”，更在于“御外侮”，顯然比曾氏高處一籌。

平定捻軍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后勤事宜。由于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后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并增調淮軍楊鼎勛、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余人。曾國藩一到前線，即采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決定“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御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李鴻章上任后，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并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借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才等則率捻軍入陜西。李鴻章首先決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采用“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但鑒于曾國藩分防太廣，難以奏效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法，即力圖將捻軍“蹙之于山深水復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后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在具體實施這一戰略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實施“臼口之圍”，主戰場在湖北。李鴻章掛帥之初，正值東捻軍突破曾國藩原設的賈魯河——沙河防線，集結于湖北臼口一帶，兵力約十萬人。李鴻章迅速調動湘淮軍各部7萬余人，分路進擊，意圖一舉殲滅。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軍“松”字營在安陸羅家集被捻軍擊敗，統領郭松林受重傷。半個月后，“樹”字營在德安楊家河被捻軍殲滅，統領張樹珊陣亡。六年（1867年）元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尹隆河展開決戰，湘淮軍兩大主力“霆”軍與“銘”軍原訂同時發兵，但兩軍統領劉銘傳與鮑超互相輕視，劉銘傳為搶功而下令提前單獨進擊，結果遭捻軍痛擊，部將劉殿魁、田履安陣亡，劉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斃。辛苦鮑超趕來，從背后發起猛襲，才反敗為勝，捻軍損失2萬余人。事后，李鴻章一意回護劉銘傳，鮑超反被訴為虛冒戰功。由是，鮑超郁憤成疾，執意告退，所部“霆”軍32營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擇精壯，另立“仁”字營，并入淮軍建制。二月，東捻軍又全殲湘軍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間突破了李鴻章設置的包圍圈。

　　第二階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實施膠萊河、運河防線，主戰場移至魯東。東捻軍在跳出包圍圈后，復于五月突破運河防線，直趨山東半島。在劉銘傳、潘鼎新的建議下，李鴻章確定采取“倒守運河”之策，又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內層防線，調淮軍、東軍、豫軍分段防守。由于山東巡撫丁寶楨不愿將轄地變做戰場，消極怠工，疏于防范，結果東捻軍在七月間突破膠萊河防線。經過一場激烈的爭執后，李與丁重修舊好，協力將東捻軍堵御在黃海、運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使捻軍“以走制敵”的優勢無法發揮。十月，任柱在蘇北贛榆戰 ，隨之東捻軍在壽光一戰損失3萬余精銳。十二月，賴文光率殘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揚州被捕 。東捻軍覆滅，李鴻章因功賞加騎都尉世職。

　　第三階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捻軍交戰。當東捻軍困厄之時，西捻軍緊急馳援，以進軍直隸威脅京畿而迫清軍回救。元月，西捻軍抵達保定，清廷大震，急調李鴻章、左宗棠及直、魯、豫、皖各督撫率軍北上勤王。時李鴻章正駐軍濟寧度歲，分派諸將北援，竟無一人應命，且紛紛求退，聚訟不休，淮軍幾至瓦解。李鴻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的處分。對此，李鴻章認為是“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但當危難之際，李鴻章仍耐心說服潘鼎新等將領遵旨北上。同時，清廷也命恭親王奕訢節制各路大軍，并協調左、李關系。在清軍的協力堵截下，張宗禹率領西捻軍于二三月間，一直在直魯邊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鴻章與左宗棠會于德州桑園，議定“就地圈圍”之策，引運河水入減河，引黃河水入運河，命淮軍、東軍、皖軍分段駐守，又調湘淮軍精銳作為追剿的“游擊之師”。六月初，西捻軍與跟蹤追擊的湘淮軍數次接戰，迭遭慘敗。六月中旬，張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帶數度搶渡運河未成，適逢黃、運、徒駭各河河水陡漲，處境更難。六月二十八日，在轉移途中，與淮軍主力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場激戰，西捻軍傷亡殆盡，張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圍至徒駭河邊，不知所終。

　　西捻軍覆滅后，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并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在湖廣總督任上，李鴻章一度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他和吳棠是在皖辦團練時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對吳“圣眷頗隆”，因此曲意回護，以查無實據結案。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陜，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援陜。但李鴻章實在不愿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發生教案，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奉密諭“酌帶各軍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扎”。匆匆趕赴直隸。

　　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于1863年左右創辦了中國第二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第一個是曾國藩1861年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后勤事宜。由于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后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并增調淮軍楊鼎勛、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余人。然而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于1866年（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1867年（同治6年）授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捻事宜。他在軍事上堅持上任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順利鎮壓剩余捻軍。

　　1869年（同治8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撫，12月被任命赴貴州督辦苗亂軍務。1870年（同治9年）七月接替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后因成功調解天津教案，八月調任直隸總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1871年（同治10年）七月與曾國藩會奏陳蘭彬選聰穎子弟赴美國留學。

洋務重臣

　　1865年，李鴻章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鑒于原設三局設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并，擴建為江南制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同治九年，調任直隸總督，接管原由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并擴大生產規模。于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已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爾后，在引進西方設備進行近代化生產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后，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李鴻章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強”的認識，將洋務運動的重點轉向“求富”。

　　清朝中葉以后，由于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后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后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

　　其后，在整個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先后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志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清朝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沖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于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之后，由清朝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于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制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造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沒落王朝的工業化，而且為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穩定的資金。不過李鴻章始終沒有逃脫時代對思維的束縛，李鴻章所建企業皆為官督商辦體制，企業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方設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由于連年戰亂政府不斷從企業中抽離資金、強加冗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暮氣沉沉。這些重病纏身的企業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族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而李鴻章本人及其家族則是從洋務中大發橫財。

外交事件

　　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圣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但是諷刺的是，在簽訂逼迫中國出讓利益的不平等條約時，李鴻章是列強最喜歡的談判對象，常常是列強指定李鴻章去談判，甚至在與俄國簽訂條約的過程中收取賄賂。

　　1871年（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后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兵侵臺，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臺灣巡閱，并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臺灣。此事最后雖以簽訂《中日臺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后來日本還是于1879年（光緒五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與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鴻章還分別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1876年（光緒二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后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并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1883年（光緒九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境內初起，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議”，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當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時，慈禧改組軍機處，主和輿論漸起。李鴻章在1884年（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福祿諾簽訂了《李福協定》，五月，隨著法軍進攻諒山，協議又被撕毀，直至清軍在廣西和臺灣戰場分別取得勝利后，李鴻章才最終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結束了戰爭。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因此，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當時成功收復新疆的左宗棠認為李鴻章“比十個法國將軍更壞事”。

　　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 臺灣及附屬島嶼，割讓遼東半島，賠償2億兩白銀，但遼東半島觸動列強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被迫同意歸還遼東半島，但清廷須繳付三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作為補償。其后，沙俄以“還遼有功”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順和大連兩港。

　　1896年為使李鴻章放棄清政府自造鐵路的方針，沙皇批準，以300萬盧布賄賂李鴻章。但李鴻章最終實得值可能只有50萬，這引發了他對俄國人的報復，在最后時刻拒絕簽約。

　　根據收集的資料，李鴻章一生簽訂了30多個條約，由李鴻章作為清政府代表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有：1871年8月《中日修好條約》；1876年9月中英《煙臺條約》；1884年5月中法《會議簡明條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條約》，同年《中法新約》；1895月中日《馬關條約》，同年11月，中日《遼南條約》；1896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中日《遼南條約》；1896年3月，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6月《中俄密約》；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1901年9月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等。

建設海軍

　　客觀上講，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占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七十年代起，他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系統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設想，并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中法戰爭后，鑒于福建船政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于1885年（光緒十一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利用這個機會，北洋水師建設成軍。

　　成軍后的北洋海軍，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當時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此舉使我國東邊的鄰居日本望而生畏。）與此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內耗眾生，戶部迭次以經費支絀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自此，北洋海軍的建設陷于停頓、倒退的困境。

晚年生涯

　　1884年（光緒十年），朝鮮爆發“甲申事變”，對朝鮮時存覬覦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1885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訂立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爭爆發結下禍胎。

　　1894年（光緒二十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李鴻章過于聽信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鮮派兵，在朝日軍增至8000余人，事態趨于嚴重。李鴻章為設法避免戰爭，曾通過英、俄兩國出面斡旋，但為日本拒絕。無奈下，只得增派軍隊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公歷7月25日），日本軍艦在豐島發動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甲午戰爭爆發。

　　1894年8月16日（公歷9月15日），駐朝陸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數晝夜后潰敗，總兵左寶貴戰 ，統帥葉志超等逃回國內。1894年8月18日（公歷9月17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但北洋海軍在彈藥不足，在此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斗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中國軍艦沉沒4艘，日本艦隊亦遭重創。此后，清軍在鴨綠江、九連城等戰場與日軍激烈交戰，但終未能擋住日軍的攻勢。最終，旅順、威海等重要海軍基地失守，北洋水師覆滅。究其原因，北洋艦隊的覆滅與朝廷舊官員是分不開的，眾大臣將北洋艦隊視為李鴻章的私家軍，挑撥其與慈禧的關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備。同時掌管戶部的翁同龢念與李鴻章私人恩怨時常克扣軍費，導致北洋艦隊多數艦艇老化，在為慈禧準備的萬壽慶典的頤和園中，清朝庫銀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頤和園，在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想要維護北洋艦隊的先進戰備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勢，需銀六十萬兩。翁同龢鑒于與李鴻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李鴻章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被慈禧太后任命為全權大臣，趕赴日本議和。盡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復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后，李鴻章于會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嘩然，日方因此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收斂。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中國賠款2億5千萬兩白銀(原本是3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讓步，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謂，李鴻章面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后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嚇。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簽約，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

　　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后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陜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后必敗求和。”

　　后人因此對李鴻章高價贊譽，認為他“一把骨頭一把淚為清政府省下1億白銀，為清政府的茍延殘喘做出了極大貢獻”，而實際上倘若李鴻章沒有過于抓北洋海軍權力與“保船避戰”政策，清政府對于北洋海軍的經費不至于減少如斯，甲午海戰的結局亦有可能改變，而不是窩囊的被全殲于渤海灣海港內。

　　也正是因為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后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愿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討馬關條約簽定問題時，被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面，血染官服，當場昏倒。一時間，現場大亂，行人四處逃竄，行刺者趁亂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個店鋪里。隨行的醫生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幸子彈未擊中要害，李鴻章復原迅速。行刺事件發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豐太郎，據此人供認，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團體“神刀館”的成員。他不希望中日停戰，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議和，一心希望將戰爭進行下去，所以決定借刺 李鴻章，挑起中日之間的進一步矛盾，將戰爭進行到底。

　　馬關條約簽訂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掀起維新變法的高潮。李鴻章也視馬關簽約為奇恥大辱，發誓終生不再履日地，并傾向變法。馬關條約導致國內民憤四起，而又不能指責清政府為慈禧傾盡國庫一心籌備萬壽慶典，故將矛頭指向了李鴻章，李鴻章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做了清朝喪權辱國的替罪羊。甲午戰后，李鴻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閑散。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奉命作為頭等專使前往祝賀。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發起三國還遼成功，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包括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在內的元老重臣均傾向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并同意俄國修筑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口岸對俄國兵船開放，導致整個東北淪為沙俄勢力范圍。

　　李鴻章出任粵督期間，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英、法等國組成八國聯軍進行干涉，慈禧攜光緒逃至西安，北方局勢一片混亂。而東南地區的實力派疆臣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則在盛宣懷聯絡下，倡導東南互保，即不遵從朝廷的宣戰詔書，以保東南半壁不陷入混亂中。李鴻章更是以將朝廷詔書蔑稱為亂命的方式促成此事。

　　在此期間，經由革命黨人陳少白和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牽線，李鴻章一度有意與自日本前來策劃“兩廣獨立”的孫中山晤面，但由于雙方互存戒心而作罷。1900年6月，八國聯軍入侵，清朝國宣布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朝廷下詔，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清朝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

　　清廷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并連續電催其北上。李鴻章乘輪船至滬后，以身體不適為由遷延觀望，部下及親屬也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鑒，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為替罪羊。直至7月30日，北方局面實在無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電催李鴻章北上。1900年8月15日，清朝國都城淪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10月11日，李鴻章到達北京。由于心理壓力巨大，李鴻章病倒了，他在拜會英、德公使后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住氣了，他們唯恐朝廷再也沒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一個耗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于出籠。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奕劻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聲討又起：“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開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束談判。可“議和大綱”簽字后，聯軍并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此時的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時間里，李鴻章已沒有精力面對面與洋人再論長短了。李鴻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揮著下級官員把損失降到最低點———從一開始提出的10億兩白銀降到4億5000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4億5000萬兩，是對4億5000萬中國人所定的數字，“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李鴻章接受了這個侮辱。

　　1901年（光緒27年）簽訂《辛丑條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被診斷為胃血管破裂。而后病逝北京，詔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稱贊為“再造玄黃”之人，享年79歲。

　　慈禧稱贊他是“再造玄黃”之人。李鴻章去世的消息傳來，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感嘆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

　　曾國藩的評價：“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于藍也未可知。”

　　梁啟超在他所著的《李鴻章傳》中為李鴻章所處的境地感到無盡的悲慟。書中寫到：“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旁觀者尤為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于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日軍，求放還廣丙一船，書中謂此艦系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云云。各國聞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語實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與李鴻章一人戰也。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鴻章之敗績，既已屢見不一見矣。后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于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發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官場如同戰場，其中的爾虞我詐、權謀詐術比戰場有過之而無不及。封建清王朝末年官場黑暗一片，腐朽潰爛，派系林立，爭權奪利、相互傾軋。為立穩腳跟，一些利益相投的官員因各種關系相互交織、相互照應，壯大力量，結成千絲萬縷的關系網，共榮共損。李鴻章能在晚清官場活躍40年之久，雖屢遭危機，幾經沉浮，卻始終位極人臣，權傾當時，除其自身有很高的政治素質，慣用權變之術，陰柔剛猛，深諳為官之道外，與其背后的龐大關系網不無關系。李氏大宅門的眾多宗法、姻親關系是李鴻章在官場馳騁最穩定、最牢固的基礎。初入仕途，投門拜帖曾國藩這棵大樹，再加上潘世恩、翁心存兩位官宦名臣為科舉正途之師，師門淵源使李鴻章做人受益匪淺，更重要的是為仕途暢通奠定了深厚的背景。與同門師兄沈葆楨、同年進士郭嵩燾等人的相互幫襯、關照與提攜則是仕途關系網的平面鋪展。傳統的同鄉、鄉土觀念在李鴻章的政治生涯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他積極聯絡皖籍京官，回鄉辦團練，后乘時趁勢招兵選將，組建淮軍。并不斷網羅骨干，加以舉薦、提拔，使其各具要職。如樹軍統帥張樹聲，反對洋務的劉秉璋，末路英雄潘鼎新，功業足與臺灣共不朽的劉銘傳，有勇有謀的周盛傳等。這些人各具特色，各有所長，為李鴻章的左膀右臂，形成勢力龐大的淮系集團，成為李鴻章仕途愈挫愈進的強有力后盾。層層關系網之間又相互交織，而其中每一個扭結都關系著整個網絡的生存榮辱。因此關系網內部雖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共同利益時卻能聯手對外，以求共存共榮。可以說，李鴻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李鴻章一生最大的特點是所謂“守困”，即忍辱負重、舍小保大、變弱為強如韌勁一他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為了守住江山而不辭辛苦。一個“讓”字，道破權勢亙古之決；一個“乘”字，點透謀權攻心之術。不可知者不可知，可知者不可知，此奧妙全在明白與糊涂之間。從本質上講，李鴻章是晚清一個關鍵性的樞紐式人物，他與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重臣的關系都相當密切，而且才識之大。令曾國藩、胡林翼都大為欣賞。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個人物，我們看到守身、守國的重要性。

正面評價

　　李鴻章正面的，他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后的現實。對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于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

負面評價

　　負面評價主要來自于李鴻章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后人也多對此詬病。如過于避戰和重視海防而愿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后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于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為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 人過多。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并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