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第一

　　鄭樵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六個第一：①第一個想建設科學；②第一個以山林窮儒身份依靠自己成為名垂千古的偉大史學家；③第一個提倡知識分子要向勞動人民學習；④第一個發出“《詩》、《書》為可信，但不必字字都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號召；⑤第一個強調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與學習儒家經典一樣重要；⑥第一個倡議建立翻譯學，吸收外來先進文化和傳播中華文明。

　　目錄學

　　鄭樵喜游覽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讀盡所藏。于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術之學，皆有論述。在史學上，推崇司馬遷、劉知幾。他認為史學應該廣博會通，故尊通史而抑斷代，稱司馬遷而貶班固。著述繁富，《通志》200卷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二十略最為學術界所推重。二十略中的《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金石略》是他研究目錄學理論和實踐的總結，而以《校讎略》影響最大，是我國古典目錄學理論著作之一。

　　它評述了歷代各家目錄，總結了自劉向、劉歆以后1000余年目錄工作實踐，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學術觀點。在目錄的著錄方法和范圍上，指出不能“只記其有，不記其無”，應將書、圖兼書，通錄古今，不應遺漏亡佚之書，以便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在圖書分類理論上提出“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若無部伍之法，何以得書之紀”，“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

　　在解題和編目上，認為“書應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概之論”，即使對應釋之書，也不能泛泛而談，提出了“泛釋無義”的原則。要求編次目錄要著錄全面，一書中如有多種學科，應分別標出名目，編次應分先后，他從理論的高度闡明了類例可以剖析學術源流的思想。他的目錄學思想對我國目錄學發展有重大影響。清目錄學家章學誠據其精要，著《校讎通義》，把古典目錄學研究推向高潮。

　　訪書方法

　　對采訪購求圖書頗有心得，鄭樵總結出訪求圖書有八法：一是即類以求，二是旁類以求，三是因地以求，四是因家以求，五是求之公，六是求之私，七是因人求，八是因代以求，世稱“求書八法”。

　　動植物學

　　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研究動植物學的科學方法：

　　①重視動植物的釋名和識名；②主張深入實地觀察和采訪；③主張書本理論與田野實踐相結合；④明確圖譜對動植物研究的重要作用；⑤重視前人經驗，但不盲從。

　　由上可見鄭樵研究動植物學的方法已接近于現代研究動植物的科學方法。《通志》中的《昆蟲草木略》是中國古代一篇專門論述植物和動物的重要文獻

　　少年向學

　　鄭樵父親等先輩都是讀書和做過小官的，因此鄭樵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與文化熏陶。他也曾自述：“幼不學犁鋤，慨然有讀書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每于史冊見一傳而高風凜凜者，必讀之再三，通即掩卷長思，躋仰其為人，扦搏氣概以從之游，若驟若馳，及之而后已。”而且，他還下定決心繼承家風，把自己培養成為才華出眾的人。

　　宣和元年（1119年），鄭樵的父親鄭國器從太學回家后病 于蘇州，鄭樵冒暑趕往蘇州，徒步扶柩而歸。自此之后，鄭樵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為了克服家貧無書讀的困難，他就和從兄鄭厚一起背上包袱，向四方藏書人家求借書讀，并立下畢生讀書治學的遠大抱負。

　　鄭樵在求學時，不僅僅是學習書本上的知識，而且把眼光開放到自然界各種動植物。他經常深入山間田野，拜農夫為師，從而得到了許多實際學問。還研究天地間的各種科學知識，并勇敢地向社會提出了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與學習儒家經典知識一樣重要的號召。

　　立志著書

　　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受到金兵侵犯，國家處于空前的危難，鄭樵和鄭厚聯名上書，陳述二人的抗金志向和報國才能，并自信一旦得到朝廷起用，就能使國家轉危為安，由于種種原因而未得償所愿。盡管如此，鄭樵的抗金愛國思想，一直貫穿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紹興元年（1131年），由于宋高宗畏敵如虎，南宋的半壁江山依然處在動蕩不安之中。這時，其兄鄭厚在悲觀失望中下山參加科舉，繼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而鄭樵則認為如此昏暗不明的仕途，會埋沒自己的讀書志向，因此他不愿下山應試。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時搶走了宋朝廷的三館四庫圖書，所以鄭樵決心以布衣學者的身份，在夾漈山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書為一大書。

　　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學問，鄭樵再次背起包袱，獨自一個前往東南各地求借書讀。經過三年的努力，鄭樵讀遍東南各地藏書。當時有人稱頌他說"惟有莆陽鄭夾漈，讀盡天下八分書"。之后，鄭樵就把書房搬到了夾漈山中的薌林寺，開始了他漫長的修史著書生涯。為了求得朝廷的支持，他著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書，并把這些新書寄給朝廷禮部。

　　紹興八年（1138年），鄭樵在《上方禮部書》中，明確地向朝廷提出了自己著《通志》的愿望。這時，鄭樵的淵博學問和遠大抱負得到抗金派宰相趙鼎、張浚等人的重視。但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領秦檜為宰相，趙鼎等人很快被秦檜排斥出朝廷，并被嚴加迫害。從此至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不但不支持鄭樵著《通志》，反而接連三次下禁令嚴禁私人修史和著述，違者以"擅修國史"罪論處。

　　遭受打擊

　　紹興十八年（1148年），鄭樵遭受一個又一個厄運的打擊，先是胞弟鄭槱不幸早亡，繼而幼子鄭惕和妻子陳氏相繼 去，就在鄭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擊時，秦檜又下了一道嚴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這道禁令終于激怒了鄭樵，于是他在這一年的冬天，毅然背起又著成的140卷新書，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書獻給皇帝，請求皇帝準許他繼續著述。然而，由于秦檜的阻撓，盡管鄭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時間，依然見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準許他續著的公文。鄭樵見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當權者堵 ，悲憤不已，但也無可奈何。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學問傳給后人，鄭樵在回歸山林之日起，就把書房搬遷到遠離人煙的夾漈山主峰側的高山虛谷中，并在夾漈草堂開始著述一部遠避宋朝國史三百年的史學巨著《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憤懣，傾注于《通志》之中。

　　首次獻書

　　紹興十九年（1149年），他獻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書“詔藏秘府”。從16歲結廬茅山中，到出山獻書，計三十余年。其間“十年為經旨之學”，著有《書考》、《詩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詩辨妄》在詩學界的影響很大，連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見識之高明。“三年為禮樂之學”，寫出了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著作《謚法》、《系聲樂府》等。“三年為文字之學”，如《象類書》、《續汗簡》、《梵書編》等著述在中國文字學、音韻學史上都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五六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寫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天文書》、《春秋地名》、《爾雅注》、《詩名物志》、《本草成書》等。“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寫出了《求書闕記》、《校仇備略》、《書目正訛》、《圖書志》、《集古系地錄》等在中國圖書目錄、校讎學發展史上具有相當影響的作品。

　　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見鄭樵，鄭樵僅用“豆腐、白鹽、白姜、蕎頭”相待，兩人談詩論文三天三夜；下山時，朱熹的書童對此頗有微詞，朱熹卻說：“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齊全也。”

　　二次獻書

　　1157年，鄭樵初步寫出了長達200卷、600多萬字的史學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為無錢買文房四寶抄正《通志》成書而發愁時，所幸有抗金派官員王綸、賀允中、汪應辰等人舉薦，鄭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對。在召對時，鄭樵見皇帝也欣賞自己的學術，就當場提出要求皇帝允許他歸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獻給朝廷。由于高宗不能體會鄭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擔任一個管理文書檔案的小官。

　　就在這時，由于鄭樵的學術批判和科學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許多學士大夫，因此他們不愿意看到山林窮儒出身的鄭樵也在朝中為官，于是當即有御史葉義問出面以莫須有的罪名彈劾鄭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紅皂白，竟批準了葉義問的彈劾，讓鄭樵以監潭州南岳廟的祠官回夾漈山抄正《通志》。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55歲的鄭樵應高宗召對。明代周華《福建興化縣志》（《游洋志》）詳實記述了高宗與鄭樵的一段對話。鄭樵上殿向皇帝奏說：“臣處山林30多年，寫書共50種。未完成的這部史書以歷代史籍為依據，始自三皇，終止五代，取名《通志》。此書參考司馬遷的體例，但與《史記》又有不同之處。臣摘取綱目十二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給陛下。”接著，鄭樵陳述了對《史記》和《資治通鑒》的看法，并談到自己寫史是參照前人的史體，同時又有創新的地方。高宗不勝欽佩地說：“朕聽到你的大名久了，古學，自成一家，何其相見之晚呢？”鄭樵請求回歸山林，說：“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終愛山林，還請陛下體諒。”高宗下旨，授鄭樵為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文字，后改監潭州南岳廟，讓他回家繼續把《通志》寫完。

　　三次獻書

　　鄭樵第三次獻書是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鄭樵帶著200卷、近七百萬字的《通志》，步行兩千里來到臨安，進《上殿通志表》。時適“高宗幸建康（今南京）”，無緣得見，經輾轉傳遞，得一道詔書，升他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最使他高興的是朝廷居然允許他入“秘書省翻閱書籍”。鄭樵滿以為可以實現渴望已久的夙愿，幻想著要博覽秘府寶卷，計劃借此機會整理一番古往今來的天下圖書，然而遺憾的是官場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1162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臨安，記起鄭樵獻書之事，于是命鄭樵呈獻《通志》，就在高宗詔旨下達的當天，鄭樵由于積勞成疾與世長辭，時年59歲。“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痛惜。太學生三百人為文以祭”。